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凯发k8网址大家读书 王蒙:道通为一 ——从传统经典看中华文化的

来源:http://www.amazise.com 责任编辑:k8.com 2018-11-20 09:36

  “道通为一”这句话来自《庄子·齐物论》,“故为是举莛与楹,厉与西施,恢诡谲怪,道通为一。”意思是说,细小的草棍和一个大柱子,一个丑陋的人与美女,宽大的、畸变的、诡诈的、怪异的等千奇百怪的各种事态,从道的意义上讲,都是相通而浑一的。与其他中国古代圣贤相比,庄子很强调“通”的概念,给人印象很深,颇值得思考。

  我为何要找出这么一句话来谈呢?现在很强调传统文化,但传统文化的内容太广泛了。我曾听过一件事,一批教授去访问美国,美国的听众问,你们说中华文化博大精深,可以跟我们说说,怎么博大精深的吗?一位教授回答:博大精深,又博、又大、又精、又深,这怎么能说呢?这样的“不可说”未免令人哭笑不得。我作为一个传统文化的学习者和爱好者,一直在思考,我们中华文化能否从整体上,从宇宙观、人生观、价值观和方法论上,概括一下?我们可以从哪些角度来谈传统文化?我抱着向读者求教的态度,来试着谈一谈。

  首先,我认为,在中华文化中,最突出的理想是“天下为公、世界大同”。《礼记》里说,“大道之行也,天下为公,选贤与能,讲信修睦。故人不独亲其亲,不独子其子,使老有所终,壮有所用,幼有所长,鳏寡孤独废疾者,皆有所养。男有分,女有归。货恶其弃于地也,不必藏于己;力恶其不出于身也,不必为己。是故谋闭而不兴,盗窃乱贼而不作,故外户而不闭,是谓大同。” 无论是过去,还是现在,我们对于世界大同的理想十分坚定。

  中国古代的理想追求,还有一个是“无为而治”。“无为而治”是老子的话,但孔子其实也把无为而治看作一个很高的标准。《论语》快要结束的时候,孔子说:“无为而治者,其舜也与?夫何为哉?恭己正南面而已矣。”能够做到无为而治的,不就是舜吗?舜也没有做什么事情,只是端端正正坐在北面,向着太阳,各种事情就都有条理地展开。老子说,“太上,不知有之”,为什么会这样呢?因为老百姓都非常自觉,凯发k8网址一切行为都符合公德、符合他人利益、符合社会全体的利益,就好像一个人开车完全符合交通法规,那他就根本不用考虑哪儿会有交警。而权力存在的最糟糕状态是什么呢?老子说,“其次,侮之”,就是权力和被权力管制的人之间相互轻蔑。所以,老子设想了这样一种理想状况:“功成事遂,百姓皆谓我自然。”事情办好了,老百姓都认为这是他们自己做的,是自然而然的。老子还有更深刻的一句话,“圣人无常心,以百姓之心为心”,这强调了权力的意图应与人民的意图保持一致。

  中华文化的理论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循环统一机制。比如治国平天下,依靠的是文化、道德、仁爱,实行的是仁政,道德上有示范作用,才能得民心、得天下。它号召用道德、仁爱、善良等等来治理国家。而人的道德与善良从何而来?《孟子》里说,“恻隐之心,人皆有之;羞恶之心,人皆有之;恭敬之心,人皆有之;是非之心,人皆有之。”孟子强调,人性本来就是善良的。老子也说,“能婴儿乎?”这是老子对初心的提倡,要和婴儿一样天真无邪,善良纯真。古之圣贤认为,人性是善良的,都会自觉地不做危险的事情,所以执政也需要宣传仁爱的政策,才能得民心,而民心就是天道,符合民心,也就是符合了天道。

  在中国古代文化中,天是一个笼统而复杂的存在,对于“天”这个概念,孔孟喜欢从道德伦理上总结,而老庄喜欢从哲学上总结。总的来说,天既是超人性的神性力量,又是我们整个存在的总括。天即道,道是没有名称的,既是本体,又是方法;既是精神,又是物质;既是起源,又是归宿;既至大,又至小、至微、至精;既是正面的,又是反面的。所以天的概念,既是哲学的概念,又是道德的概念,还是通向信仰的准宗教概念。这样一来,中华文化就出现了一个景观,把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统一起来了;把天性、人性、为政、道德、信仰、终极追寻统一起来了。从这一点上说,我们可以理解,中华文化很大的关键就是崇尚道德、崇尚性善,可以说这是一种理论,也可以说这是一种信仰。当然历史上也有“性善”与“性恶”的争论,但在事实上,性善的观念长久以来已经被老百姓所接受,已经深入世道人心,所以某种意义上,它从思想变成一种信仰,中华文化的一个特点就是“诉诸天良”。

  中华文化还讲求尚一、尚同。现在世界上很难找出一种文化像中华文化这样,有这个概念——通了之后要同,通就是同,同就是通。道通为一,就是多种角度说来说去,其实是同一种道理。尚一、尚同是因为中华文化追求一元论,同时追求一与多的统一。老子讲:“天得一以清,地得一以宁” “一生二、二生三、三生万物”,孔子说:“吾道一以贯之”,孟子说:“(天下)定于一”,中国人还爱讲“一即一切,一切即一”……看到了一,也看到了多,看到一与多的转换,强调掌握一以后,什么都解决了,所谓“一通百通”。

  孟子认为,实行仁义其实是很简单的,只要善良一点就可以了。实行仁义并不像挟泰山以超北海那样艰难,实行仁义就好像为长者折枝,只要把树枝撅下来就可以了。到了王阳明那里,强调知行合一,认为只要安了好心,就可以干好事。而在孙中山那里,又强调“知难行易”,这是因为他看到,很多关键问题的解决,先是需要改变观念。有些外国人不了解中华文化的背景,就会得出一些偏离实际的判断,比如黑格尔对孔子的评价就比较低,他认为孔子说的事情都是常识以内的东西,甚至算是幼儿教育。但是黑格尔不知道,中国恰恰是把常识以内的事情看得很重,这也是化繁为简的思维方法。

  中华文化很注重中庸之道。国家太大,治理需要依靠精英,这样的精英有一个特点,在孔子那里就是讲求“中庸”,孔子说:“君子中庸,小人反中庸。”我称之为中庸理性主义,既不要过于峻急,也不要过于迟缓,应当恰到好处,掌握分寸,留有余地。《论语》最大的特点就是恰如其分。孔子说,“不义而富且贵,于我如浮云。”他鄙弃不义得来的富贵,但他只是说“如浮云”,像浮云那样一晃而过,并没有说其他丑恶的词,这体现了孔子语言的分寸感。在孟子的时代,认为精英就当如“富贵不能淫,贫贱不能移,威武不能屈” 的大丈夫。庄子是从另外的角度说的,他强调有至人、迦南科技:大健康产业未来的发展前景非常好!有真人。

  中华文化很早就提出“化”的观点,《周易》说“穷则变、变则通、通则久”。什么事情碰到钉子,无计可施了,这就是“穷”,穷就要变,变了才有出路,才可维持下来。到了庄子的时代,更喜欢用的字是“化”——与时俱化。“化”与“变”相比,有些悄悄发生变化的意思。所以,千万不要以为中华文化讲仁义道德、一和同、天下定于一、吾道一以贯之,似乎很呆板。其实中华文化一点儿都不呆板,比如中国人承认有多种多样的选择性。孟子说,“穷则独善其身、达则兼济天下”,如果我没有条件,我就把自己管好了,如果我有条件了,我就为天下百姓与君王效劳。孙子说:“故善战者,立于不败之地。”充分理解战争的人,永远不会让自己变成殉葬者。孟子评价孔子,说他是“圣之时者”,这句话是什么意思?就是说孔子生活的时代千变万化,民不聊生,国无宁日,孔子如果不随时调整自己,把握分寸的话,他早就灭亡了。

  在中国,不同的思想理论可以想办法走通。老庄主张以退为进、以弱胜强、以无胜有。老子甚至主张,柔弱是生命的特色,坚强是死亡的特色。当然,这个说法我们是存疑的。但从侧面说明,中华文化从来都不是僵硬的文化。20世纪后半期,当社会主义国家纷纷进入改革的时候,西方的一些政要,比如撒切尔夫人、基辛格等人都对某些国家的改革不看好,而上述这些人却说,改革唯一可能成功的是中国,原因之一是中国有独特的文化,该坚持的继续坚持,该改革的就改革,化之于无形。全世界能够迈开这么大步子进行改革开放而又保持稳定局面的,只有中国。我们当然不能无原则地自我吹捧,但中华文化适应调整、变化的能力,统筹兼顾、面面俱到的能力,世界上罕有其匹,这也是中华文化重要的特点。

  如今,我们更可以在中华文化传统和资源的基础上,按照当下中国和世界发展的时势,推动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,推动我们全面小康社会的建成,建设我们美好的生活,实现我们的中国梦。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